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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故事看周恩来情牵百姓(中)



从数字故事看周恩来情牵百姓(中)

  用减法与加法来说明“资源和人口” 

  周恩来不仅善于从一组组直白鲜明的数字中,敏锐地看出存在的令人十分担忧的问题,并且还非常注重用这些具体数字教育人民。 

  他用人多地少的数字说明中国建设的困难和珍惜资源的重要。1957年3月,他说:"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几个数目字,就说明不是轻易可以建设得好的。6万万人口的国家,这样多人口的国家,而我们现在可耕地只有16万万亩。拿我去过的南亚的一些国家来比,只有东巴基斯坦那个地方人口密,耕地比较少,跟我们几乎相等。除那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我们耕地少,都比我们耕地多,有的多了一半,有的多了几倍。我国人口跟可耕地面积比,平均每人不到3亩。城市人口不算,3亩多一点。"他认为,以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基础,来供养我们现有人口,来建设工业,有困难,如果不艰苦奋斗,那不是轻易可成的。对“大跃进”运动中,大办工业滥占耕地,周恩来多次引为教训。 

  1961年4月3日,周恩来说:“在农业耕地上,我们搞工业,搞一个工厂,常常占很多平坝子。比如,兰州、西安、洛阳、郑州、成都等地被占用的一些坝子,都是好地方;河南的新乡、河北的一些平原,动得更多,山东、江苏、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也都有很多耕地被占用。”“这一点我们有些人没有注意到,所以影响了农业。” 

  1962年1月8日,周恩来又说:“我们自开国以来占了1300多万公顷好地,全国只有耕地11400万公顷,一下子就占去十分之一,很痛心。虽开了点荒地,很有限,要接受这个教训。”同年2月7日,他说:“12年来,为了搞基本建设、城市建设、水利建设、交通建设等等,占用的好地超过2亿亩以上。而12年来,开荒不过1亿多亩,增减相抵,少了1亿多亩的好耕地,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1963年,周恩来在论及我国的资源问题时,再次极富远见地说:“我国资源有两个很大的弱点。第一,耕地少,不到16亿亩,在全国土地总面积中不到12%。将来要扩大到20亿亩时,我国的人口又要增加到10亿左右了。这一点,美国和苏联的条件都比我们好,美国有30亿亩耕地,苏联也有将近30亿亩,甚至印度的耕地也比我们多。第二,我国的森林覆盖面积也很小,不到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0%。”他这是在谆谆告诫大家不仅要节约资源,珍惜和保护资源,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好有限资源,更要从长计议,造福后代。 

  通过算账,周恩来对于每年耕地增减的数字,对于人均耕地的增减数字,对于国土面积与耕地面积与森林覆盖面积的比较,对于中国与其他大国耕地绝对数与人均占有数的比较,都了如指掌。这为他自觉而坚定地推行保护耕地、珍惜资源的政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谈到人口问题,周恩来也曾理性地分析说:“人多给安排劳动就业带来若干困难和限制,如果充分就业则影响资金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多,消费需要的量就大。衣食住行,首先是食。我国人口现在平均每年增长2%左右,每年增加1000多万人,这是一个可观的数目,而我们的粮食平均每年增长3%左右,增长量并不大。” 

  1963年,周恩来指出:“过去15年,出生的婴儿共有22500万人,每年都要安排就业升学。1岁到15岁的是已经存在的,就够我们为之奋斗的了,再发展下去,包袱越背越重。这就要大家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他还运用中国人口分布不平衡、民族分布不均等的数字,一方面说明民族团结、合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汉族和地广人稀的少数民族地区应有所区别。 

  1957年6月,周恩来又说:“这几年来人口的增长主要的还是汉族,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多。少数民族人口少,生育率也低,人口与土地的比率变化不大。所以,我们提倡节育主要是在汉族。” 

  可见,此时周恩来已经敏锐地预测到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会严重影响国力增强,教育大家要注意计划生育,要着眼长远发展,控制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注重人口质量问题,着力提高全民素质。周恩来通过算账,不仅用人多地少的比较数字,而且用生产和消费的比较数字来说明计划生育势在必行。 

  数据报表中密密麻麻的手迹 

  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尤其是粮食紧缺。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周恩来废寝忘食,殚精竭虑,时常要为各省市粮食的分配、调运、贮存的事情工作到凌晨,成了名副其实的“粮食调度的总指挥”。 

  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每次谈话一般都是从晚上九十点钟谈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现存的从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32张报表中,有周恩来的笔迹994处,仅《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做的标记就有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他的手迹。这些珍贵的报表史料,极其生动地记载了周恩来在困难时期为解决全国人民吃饭问题所付出的巨大心血,他真正达到了呕心沥血、兢兢业业的非凡境地。 

  周恩来每周都要几次约请粮食部门的同志谈话,在听取汇报时,他总是亲笔计算数字,算了一省又一省,算了一项又一项。各地库存有多少,每日销售多少,可以调出多少,粮食存放在哪里等等,他都要问得一清二楚。当时,各省的粮食供应都十分困难,包括一些产粮区也很紧张,请他们拿出一些粮食并不容易,不仅需要实事求是弄清真实情况,而且还要做大量深入细致的说服工作,周恩来总是亲自同各省的领导干部谈话,要他们顾全大局,支持国家统一调拨粮食。 

  尤其可贵的是,周恩来在调运粮食工作中从不主观臆断,而是事前做好充分的调查,做到心中有数,力求在全国范围内通盘考虑,合理调拨。为此,周恩来专门设计了一种《中央粮食调拨计划表》,上面按期记载着各省市的粮食收购、库存、销售和调拨数字,中央粮食收支情况等,看起来一目了然。周恩来对这份表总是看得很细,记得很牢。当他到各省视察时,有时对这个省的粮食情况比当地领导干部了解得还清楚。 

  据当年在粮食部门工作的一些负责人回忆:“周总理博闻善记,掌握着许多具体情况和信息数字。他要求我们讲真话、办实事。一次,总理请李先念、陈国栋和杨少桥商量调拨计划,谈到夜里11点。他说,你们先回去休息吧,这个计划表今晚要弄好,一会儿让你们计划司长来就可以。说完,他又忙于其他政务。当计划司司长周伯萍次日凌晨将这份材料送到总理办公室时,总理仍在伏案工作。他不顾通夜劳累,仔细审查了这份材料,连每一个附注都同周伯萍讨论一遍,然后才同意印发。1961年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有一次,总理同我们一起研究了各省的粮食调拨安排,排出表格,数字相加,发现有5000万斤差数不能平衡,一时查不出原因。总理戴上老花眼镜,在表格上,一个省一个省地核对,一笔一笔地计算。过了一会儿,总理问:‘当时研究调出时,给浙江省加上5000万斤,加了没有?’原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是我们漏记了。加上这笔数,一打算盘,平衡了,这才松了一口气。总理办事认真,工作细致,待人平等,和蔼可亲,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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