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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字故事看周恩来情牵百姓(上)



从数字故事看周恩来情牵百姓(上)

  一目了然的统计数字资料,最具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和震撼力。周恩来在管理国家、建设国家中特别重视用数字来思考问题、揭示规律、进行决策。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而工作极端严格、认真负责的周恩来记忆力惊人,对很多数字过目不忘,尤其擅长数字运算。于是,在他的总理生涯中就发生 了许许多多有关数字的故事。这一串串数字不仅闪耀着他超人的智慧的光芒和敏锐思辨的魅力,而且还折射出他鞠躬尽瘁、心系国事、情牵百姓的公仆风范。 

  用数字解析问题 

  1957年9月8日,周恩来来到石景山钢铁厂(即首钢的前身)视察。当负责人汇报石钢正在进行精简机构工作时,周恩来问:“现在全厂有多少人?生产工人是多少?”厂领导如实提供了相关数字。 

  周恩来很快计算出厂里非生产人员占30%多,认为“这个比例太大了”。并接着问:“你们打算减到多少人,怎么减?”厂领导认真回答:“方法是改革业务,合并机构。” 

  周恩来听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在精简机构时,要考虑彼此通气的问题。厂长要考虑党的工作,党委书记也要懂得生产,党政工团都要懂得生产嘛。我们分工不能像唱戏的,唱旦角的不能唱胡子,唱胡子的不能唱旦角,要培养全才。”又说:“多管点事情就可以提高干部,你只给他一样工作、一件工作,哪有那么多东西可以提高呢?” 

  周恩来还详细询问了职工的工资、奖励、住房、医疗和其他福利事业的情况。他关切地询问:“奶牛场有多少头牛?职工的疗养情况怎么样?” 一位日理万机的大国“总管家”,那么真切地对普通劳动者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真是感人至深。 

  当听说疗养是由冶金工会统一安排,每年只能去二三十人时,周恩来马上郑重其事对他们一五一十地拿具体数字算起账来:“就按照30人算吧,一年30,10年300,百年3000人,要400年你们厂每个人才轮得上一次,要你们的子子孙孙才轮得上,这纯粹是点缀品。”他一再嘱咐厂领导要关心职工生活,要爱护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石景山钢铁厂党委成立了职工生活调查组,有重点地解决工人生活中存在的一些实际问题。后来随着首钢生产的发展,职工的收入、住房、医疗保健和各项生活福利事业,都逐步得到改善。特别是周恩来非常关心的职工健康疗养事业,在首钢改革以后,有了长足发展,在全国一些环境优美的疗养胜地陆续建起一批疗养点。 

  1962年6月,周恩来来到吉林延边视察工作。当时,由于“大跃进”运动,城市负担加重,中央提出精简方针,要求下放城市人口。当周恩来了解到延边城镇人口过多的情况时,指出:“你们这里有森林、铁路、煤矿、有色金属、造纸工业等,共有25万多人口,而农业人口只有62.5万人。精简的难度大,负担很重。”他稍微思索一下,出主意说:“要组织职工家属搞农业,家属不搞农业,靠什么吃饭?17万家属生产粮食,就可以减轻农民负担,减少城镇人口,情况就会完全变的。” 

  周恩来清晰明了的数字比较,合理的分析建议,使大家明确了精简的意义,理解了党的政策。特别是他最后的几句话,更让大家吃了颗定心丸。接着,他言辞恳切地说:“国家的精神是凡属精简下来的人,国家都要负责到底,不能漏掉一个,要使大家有住的地方,有其他职业,要有生活保证,不能流离失所。”最后,他鼓励大家要贯彻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尽快恢复和发展各项事业,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建设好。 

  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下,延边的精简工作开展顺利,社会安定,困难局面逐步好转。

  用除法与乘法来分析“生产和消费” 

  管理国家、建设国家要掌握具体数字,成竹在胸,只有这样才能尽量避免决策失误。周恩来深知这样的道理。他在抓经济工作时就十分重视算账,加减乘除,数数在胸。他曾说:“国家大,这个家不好当;领导上必须注意算账。” 

  1959年5月18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捷克斯洛伐克驻华大使布希尼亚克时,周恩来曾形象地说:“消费是减除,生产是加乘,说起来也简单,但执行起来不容易。” 

  1959年5月31日,周恩来在天津接见前来辞行的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拉加卜时,对这一观点做出进一步阐述:“中国有两件事情,一件是除法,一件是乘法;生产——用除法,分摊到每个人的就不多,而消费——用乘法,全面总消费就多了。例如粮食,虽然增产很多,但每人还不到600公斤。去年养猪18000万头,但平均3个多人,差不多4个人才有1头猪;而且中国的猪平均每头只有30公斤,每个人平均只有8公斤猪肉。每人不到600公斤粮食,只8公斤肉,从国际水平来说,这样的水平是很低的,从而生活水平也低了。虽然生产成倍地增长,但因为底子薄、人口多,算起来就不多了。所以,消费还应有一定的限度,而这还不是一两个跃进年所能解决的问题。” 

  这些近乎拉家常的谈话,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理,根据中国的国情,运用加减乘除法,同外国大使讲中国生产和消费的特殊性。同时,也是对当时实行的脱离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觉悟程度的公共食堂消费方式的否定。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在南开大学师生员工大会上讲话,也对当时的生产和消费算了一笔账。他说:“生产方面是全民办企业,它都占有了器材,国家尽管生产了很多器材,比前几年加倍地增长,不能算少,可是拿65000万人除一除,看一看,平均每人有多少呢?到底钢有多少呢?水泥有多少呢?木材有多少呢?化工材料有多少呢?石油有多少呢?没有多少!所以,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它就把材料占有了,就使得原有企业,大企业倒反而感到不够。消费方面也是一样,粮食翻了一番,不错,可是平均到每人,拿65000万人一除有多少呢?不过600公斤嘛。这里面要吃的,要饲料,要留种子,还要出口。分到每人一点不算多,可多吃一点再拿65000万一乘,数目就很大。” 

  周恩来有理有据、条理分明的一席话令人信服,也深深吸引着听众,整个会场上气氛十分活跃,所有的人都进入了周恩来的运算思路之中。大家想:像“大跃进”那样全民办企业,只能造成原材料紧张和经济效益低下。在人口多而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人均消费水平不可能高。 

  接着,周恩来又针对公共食堂的消费方式说:“过去农民在家里吃饭,大口小口,男女老少,人口多人口少,农忙农闲,要调剂着过日子,有时多吃,有时少吃。现在入公共食堂了,人人都吃饭不要钱,大家都一样,来个平均。好,你吃1斤,我也吃1斤;你吃2斤,我也吃2斤。大家算算,54000万的农村人口,如果每天吃2斤,吃了5个月,150天,这样就变成吃掉多少粮食呢--1650亿斤的细粮,粗粮就是2000亿斤。大家想想,这不是就紧张了?多吃一点,多吃几斤,用65000万一乘,数目就大了。” 

  周恩来用具体数字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会加剧粮食紧张状况的道理,通过算账证明了大办公共食堂这一不可取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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