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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1)



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1)

  记忆深处的海棠花——听西花厅最后四位秘书诠释周恩来精神

  文/泠 风

  自从周恩来诞辰百年之际党中央提出学习周恩来精神以来,对周恩来精神的探讨就成为人们缅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种独特形式。

  作为日理万机的共和国第一代“大管家”,周总理“在位”26年零100天,他在西花厅时用过许多秘书,然而,到1974年6月他最后一次离开家门住院之时,西花厅里只留下四位秘书——他们分别是周恩来的秘书赵茂峰、钱嘉东、纪东和职务为邓颖超秘书但也兼管周总理值班室工作的赵炜。

  这四位秘书目睹了周恩来总理多年如一日鞠躬尽瘁的工作态度;也见证了一代伟人夫妇平凡而朴素的日常生活;他们更是坚守在西花厅一直为周总理服务到总理生命终结的人。因此,他们对周恩来精神的理解也比寻常人更广更深。

  能够同时采访西花厅的最后四位秘书本身就是一种幸运,听他们诠释周恩来精神受到的鞭策与引起的思索更多……

  周恩来精神内涵十分丰富,但忠诚始终是周恩来精神的精髓。对信仰的忠诚、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贯穿了周恩来一生,而这种精神基础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赵炜是四位秘书中的唯一女性,论进西花厅的时间也数她最长。1955年1月,她从国务院秘书厅调到西花厅工作,从此与西花厅和周恩来夫妇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周恩来的祝福下,她在西花厅结婚;在邓颖超的呵护下,她在西花厅孕育了一对儿女。在西花厅,她从一个干事成长为邓颖超的秘书;在动荡岁月,她被周恩来点名重回总理值班室。她亲眼目睹了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时光,在周恩来信任的目光中接受了“你一定要照顾好邓大姐”的嘱托。她把周恩来的遗体送到北京医院,又为撒掉他的骨灰选择最适合的地点……

  赵炜说:“提到西花厅就感到自豪,认为那里就是自己的家,因为多少年来都是在那里工作生活的。”

  周恩来总理对信仰的忠诚是有据可查的。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为寻求革命真理而奔波,随之“主意已定”;当转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一生都在为自己的信仰而无怨无悔地奋斗。令人感动的是,就连在选择生活伴侣时,周恩来也把信仰放在第一位,为此在法国留学时他离开了一个美丽的姑娘而相中了邓颖超。从此,他把生命、生活与信仰融为一体,让有限的生命升华出无限的人格魅力。

  提到对党忠诚、对人民忠诚和对祖国的忠诚,赵炜脑海中就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往事。她清楚地记得,1958年第一次走进周总理办公室时,就看到总理的办公桌上的一部红色的电话,那是一部保密电话,由周总理提议或做出的许多重大国家决策最初就是通过这部电话上传下达。“要保密,不要对任何人讲”,这是赵炜和周总理接触中常听他说的一句话,而这句简短的言语恰是周恩来对党、对人民、对祖国忠诚的浓缩。

  赵炜记得,虽然居住和办公都在同一幢房子里,但周总理对他办公室的门看得很严,他办公时,除了秘书有事可以进去,一般人根本不能进,连邓颖超大姐也很少进他的办公室。平时,周总理的文件都是由值班的同志来拆,但他规定部以上领导和知名人士给他的亲启信件秘书一定不要拆,如果有误拆的情况也必须当时就封好,同时要在信封上注明是由某某失手误拆,以后一定注意的字样。

  周恩来总理对秘书要求严,自己也是这样做的。遇上机密性很强的信件,他都是亲自写信封和封信,注明由某某同志专送给中央某位领导亲启。有时信写好了又要添加些内容,他就在信封上注明“这是我拆开又重封的。”

  工作认真,是周恩来精神中“忠诚”的又一处体现。平时,周恩来总理要求秘书汇报工作时,一要准确,二要及时,三要简明扼要。因此,西花厅的秘书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从来不能用大概、可能、也许这类的无确切时间概念的含糊词,说话也不能嗦,更不能拖拖拉拉。

  作为在周恩来总理病重时能到医院去的唯一秘书,1975年秋冬经历的几件事在赵炜脑海里烙下了深刻印迹。

  9月20日,周恩来总理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但他打了麻醉药却不肯进手术室,特地等着赵炜把关于“伍豪事件”的文件送到医院——“文革”中有人利用“伍豪事件”整周总理,这是1972年周恩来就此事在中央召开的整风汇报会上做的“真相”报告。但是,材料在办公室里已经放了好几年,周恩来一直没在上面签字。那天,就在他生命中最后一次大手术前,周恩来在推车上垫着一块木板用颤抖的手在报告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同时还注明了签字的时间和环境:“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几天以后,周恩来让赵炜把《国际歌》的歌片儿带到医院,重病中的他突然张开嘴唱起了“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些天,周恩来总理好像有意识安排着自己的最后时光。又过了几天,他让赵炜拿来纸笔,写下了“我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的,虽然我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决不会当投降派”的字条,由邓大姐代他签上了名字和日期。

  最让人感动的是,即使到了生命的倒计时时刻,周恩来也没有露出一点悲观失望的情绪,他在生命的垂危时刻还提出要听报纸,担心邓小平同志能不能顺利主持工作……

  那一幕幕,令赵炜终生难以忘怀。

  周恩来去世后,赵炜又在西花厅里陪着邓颖超度过了16年时光,直到最后送走邓大姐。事实上,赵炜是在西花厅工作年限最长的一位,也是最后离开这个院子的西花厅秘书。走出西花厅,赵炜在全国政协工作多年,并担任了两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职务。卸任休息后,赵炜担任了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的顾问。

  周恩来精神是由无私凝聚的,实事求是则是这一精神的基础。许多年来,周恩来对待权力的态度令中外政治家钦佩,他把自己所掌控的权力应用全部融入为祖国人民服务的宗旨中。

  赵茂峰是1950年被分配到政务院(后来的国务院)机要处的,几年后他和赵炜谈上恋爱,随之两人被先后调往西花厅。不过赵茂峰刚去时是“过渡”,直到1956年才正式调到总理办公室的机要组。赵茂峰在西花厅跟着周恩来工作了整整20年,无论是“精简”还是正常调动都没有他的份儿,甚至就连“文革”中他“支左”患病后也依然回到西花厅休养。上世纪60年代中期,赵茂峰经常随周恩来出差,周恩来还向来访的客人介绍“茂峰是我们西花厅里的土秀才。”

  赵茂峰说:“虽然西花厅的两位老人家都不在了,但他们在我心里的位置依旧最高。”

  给周恩来当秘书,赵茂峰主要负责文卫体和统战方面的工作,周总理对待工作和权力的态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文革”开始后,总理办公室的人少了,文件也少了许多,但是周恩来总理的工作却一点没见少。那时,他经常到丰泽园去谈工作,而知识渊博的毛泽东常常会在谈话中引用一些古诗或典故。每次,周恩来回来后都把记下的古诗、典故交给赵茂峰让他去查出处,而后自己又认真记下。那些年,周恩来总理交给赵茂峰查证的小条子很多,每张条子都呈现出周恩来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

  让赵茂峰记忆最深的还有几件事,体现出周恩来总理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文革”初期,周恩来经常出去开会或者接见红卫兵,开始每次都是赵茂峰整理好文件跟着去。那时候,江青正在处心积虑地找周恩来的碴,但她毕竟不敢在周恩来面前公开施威,就屡屡把气出在赵茂峰身上。有一次,周恩来的秘书周家鼎就“支左”工作向周总理写了一个汇报条,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后江青的秘书打来电话问这条子还给不给江青看?当时周恩来说:“已经过时了,不看也罢。”事情就算过去了。没想到后来江青因为此事怪罪下来,对着周恩来直报怨,这让赵茂峰感到很内疚。这时周恩来很平和地说:“这不是你的错。让不让她看文件是我的事,你一个秘书能决定吗?”周恩来实事求是的两句话,既摆脱了赵茂峰的尴尬,也让江青一下子无话可说。

  不久以后,“中央文革小组”要开碰头会,周恩来告诉赵茂峰时间、地点,让他写个通知通过中办发下去。通知依惯例发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没有发给“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但是此时的办公室主任正是江青的女儿李讷,于是江青借此事又闹了一气。“你不放手,你的秘书也不放手,通知为什么不发给文革小组办公室?”面对江青的无理取闹,周恩来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他说:“那好哇,让赵茂峰给李讷写个检讨,说他发通知有疏漏……”听周恩来这样一说,江青又闹不起来了。

  回到西花厅,周恩来很诚恳地对赵茂峰说:“这件事是我让你办的,还让你写检讨,真是对不起。”

  “写检讨没关系,这个我能理解。”赵茂峰回答。

  看到赵茂峰如此善解人意,周恩来紧锁的眉头舒展了。后来,他亲自审阅了赵茂峰的检讨,还把里面两个错别字改过来。

  1975年夏天,周恩来病重再次住院,这时为了让他不再为国家大事操心,秘书们不能再去医院,所有文件都由邓大姐带过去。那段时期,为了利于周总理减轻痛苦,专家提出可以让他看一些名画分散精力。这时,赵茂峰就承担了到故宫借画的任务,他也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多次去医院服务。那段日子,赵茂峰隔三差五就去故宫借几幅明清画作送到305医院,每次都认真地填好签收单。大幅长轴在病房没法挂,赵茂峰想出个主意,在病房的门上装了一个滑轮,周恩来要欣赏画时可以前后调整距离。为了避免这些借出来的国宝有闪失,周恩来特意吩咐305医院给赵茂峰安排了一个带保险柜的房间。可惜的是,周恩来的病越来越重,后来连欣赏画都很困难了。

  1975年12月31日,赵茂峰和钱嘉东、纪东三人最后一次见到清醒中的周恩来总理,他只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你们来了?我累了,问家里的同志好。”这14个字,然后就渐渐陷入昏迷之中。

  “我累了……”是周恩来生命临危时刻的真诚表述,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无私奉献的最后总结。

  周恩来逝世后,赵茂峰本已调任国家计生委党委副书记,但邓颖超大姐说:“茂峰,你得给我当志愿兵,什么时候需要你就得来。还有,咱们现在改变一下,男的要到‘女家’住了。”邓大姐指的“需要”是说赵炜如果生病就让赵茂峰顶替,平时8小时之外也让他搭把手,而‘女家’就是指西花厅。就这样,赵茂峰又在西花厅住了许多年,邓颖超在人大、政协任职时的许多发言稿都出自这个“志愿兵”之手,1982年他还顶替病中的赵炜给邓颖超当了三个月秘书。赵茂峰20世纪末离休,现在家静养病躯。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勤政来践行的,而勤政是一个好干部必须的条件。当总理26年,周恩来是中国披星戴月最多的人,如果中国的干部都像他一样鞠躬尽瘁,小康社会将来得更快。


大家联名写信要总理注意身体

  钱嘉东是个会多国外语的才子,这使得原本学理科的他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外事工作者。他第一次进西花厅不久恰赶上精简,10个月后又重返这所院落。从此他在这里一直工作到周恩来总理去世,前后驻守西花厅12年。钱嘉东随着周恩来出访过几十个国家,亲眼目睹了为人称道的周恩来外交风采,并且在以后的外交官生涯中受益匪浅。

  钱嘉东说:“自己最大的幸运就是曾经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人生有这样一段经历足矣!”

  钱嘉东是最后四个秘书中唯一两进西花厅的一个,他1964年从外交部调至总理办公室,但还没等全部熟悉西花厅的一切,情况就发生了变化。那年,据说是由于某位领导的秘书一次办事不力,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当着周恩来说了一句话:要那么多秘书干什么?秘书多了误事。当时只有总理办公室的秘书最多,于是周恩来回来后就精简秘书。这次精简的直接结果,是使得钱嘉东兴高采烈地来,莫明其妙地走。

  第一次离开西花厅的情景钱嘉东还记得。那是1965年的2月,周恩来和邓颖超要在前厅请办公室的所有同志吃午饭。那天的饭很简单,依旧是四菜一汤,其中一道是周总理最喜欢吃的狮子头,每人一个。吃完饭,周恩来和邓颖超又主动同大家一起合影,而后,“大家就散伙了”,钱嘉东被调到国务院外办。

  恰是那一年,国际上发生了许多事情,周总理需要处理的外交问题特别多。秋冬之际,领导找原在西花厅工作的钱嘉东和马列谈话,言简意赅,只有两句:“马列留下,钱嘉东你回去。”

  这次回来,钱嘉东成为周恩来的外事秘书,也让他亲身感受到周恩来的勤政精神。在钱嘉东眼里,周恩来工作起来就是个拼命三郎,他一天除了有六七个小时睡眠外,其他的时间基本都用在工作上。因为作息时间的不同,周恩来通常是在凌晨三四点钟就寝,中午时分起床,起来后一睁眼就要把秘书叫到身边——这时他最需要了解的是在他睡眠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于是,他边穿着衣服边开始听秘书的汇报;边刮着胡子边在脑海里调整好当天日程;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他开始交办需要处理的事宜;吃着“早饭”他静心听秘书念当日参考……西花厅的秘书们把周恩来的卧室称为“一办”,把厕所称为“二办”,而他真正的办公室却委屈地成了“三办”。

  除了“三个办公室”,车上和飞机上也是周恩来经常办公的地方,钱嘉东不管是陪着他接见外宾还是出访,总是要在车上读电报、谈事情或者给他讲解外国风俗礼仪。跟了周恩来12年,钱嘉东去的国家不少,但是有很多国家他都是随着总理谈完事就走,连那些城市的街道建筑都没看清。

  周恩来勤政的表现之一是他在工作上的创新,让钱嘉东特别难忘的是乒乓外交时周总理处理难题时的睿智。那一次,为了打开中美封闭多年的大门,毛泽东决定让周恩来接见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但是来华的乒乓球队并非美国一支,单请他们不请别国代表团肯定会引起国外舆论喧嚣,怎么能和美国代表团畅所欲言,又让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国家代表团满意,这成了让中国外交家们伤脑筋的大事。后来,还是周恩来想出了一个圆圈排位方式——他让各个代表团围成一个大圆圈落座,在每个代表团团长前空出一个座位。然后周恩来就沿着圆圈到各个代表团跟前坐一坐,谈一谈,而唯有到美国代表团跟前他停留的时间最长……

  随着创新的圆圈排位,周恩来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橄榄枝递到美国乒乓球队手中,从此打通了大洋两岸两个大国之间的外交通道。而周恩来的勤政与创新,也成为钱嘉东外交生涯中永远的楷模。

  钱嘉东在周恩来的最后四位秘书中年龄最大,1976年离开西花厅时已经56岁。根据邓颖超“哪里来的就回哪儿吧”的建议,他重返离开多年的外交部,而后出任中国驻瑞典大使。如今,84岁高龄的钱嘉东因眼疾已经难以辨人,但是周恩来的形象却永远活在他的记忆中。

  周恩来精神是通过自律得以体现的,勇于自我批评是伟人的伟大之巅。周恩来长期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别人做到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从不允许家属和身边干部走“后门”。

  纪东1961年从西安当兵进“8341”部队,7年后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连职副指导员。一次,他因为五分钟的精彩讲演被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相中,从此调入西花厅,一干就是8年。纪东陪着周恩来度过了“9.11事件”后难忘的6小时,亲眼见到林彪坠机后共和国总理从眉头紧皱到神情舒展。他还目睹了周恩来主持的最后一次国务院会议,见证了动荡之后新国务院成立的历史画面。

  纪东说:“周恩来本来就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他无需走下圣坛,他本来就在我们中间,在人民中间。” 

  论年龄,纪东在四人中最年轻;论资历,他是西花厅的小字辈儿。但是因为他主要负责军事方面的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8年中留下了不少令人震撼的回忆。

  纪东原名纪相才,但是到了西花厅后好几次打电话时别人都误认为这里是“气象台”。因为怕因为误会耽误工作,纪东向领导打报告后改了名字,却没有及时告诉周恩来。有一天,纪东在给总理的电话记录上署了自己的新名,结果很快被周恩来唤进办公室。

  “你原来那个名字挺好的,何必改呢?”周恩来认真地说。虽然纪东改名令他流露出一些不解,可是并没有对此多说。大概在周恩来看来,改名字是属于“个人问题”,没必要干涉。但是,因为周恩来那句真挚的话,令纪东对改名字的事一直后悔,现在想起来,甚至会激起心里的阵阵隐痛。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纪东对总理勇于自我批评敢于承担责任的工作态度十分钦佩。1970年,周恩来批准过一个试验项目,但是后来根据国际上的有关规定和外界对此事的态度,国防科委准备关停这个项目。可是,碍于这个项目是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国防科委的同志在汇报时绕来绕去也不明确说出停止的意见。后来,还是纪东揣摩出了那几位的矛盾心理,他凑在周恩来耳边悄悄地说:“那个试验项目的报告是您批准同意的。”周恩来一听,明白了汇报者的意思,他马上说:“当着我的面,你们不要不好意思提出来。不管谁批准的,不对都可以改。我批准的,不对也可以改嘛。”一个令国防科委领导为难的问题就这样简单解决了,周恩来严于律己勇于纠错的行为令大家都很受教育。

  “文革”期间,一些外国专家受到不公平、不礼貌的待遇,他们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些想法。纪东清楚地记得,1973年他陪周总理参加庆祝“三八”招待会,周恩来不顾自己位高权重,当场向外国专家赔礼道歉:“这个责任我们来负。作为政府负责人,我负更多的责任。”他随后还向在场的一些专家个别道歉,其情真意切的话语温暖了外国专家们受伤的心,令他们十分感动。

  周恩来的平易待人有口皆碑,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他也偶有发脾气的时候,而这种发脾气往往是对手下人严格要求的一种形式。抗美援越期间,有一次纪东接到一个电话后写成记录放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没想到周恩来起床后到了“三办”马上把他叫过去。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及时向我报告?”他指着电话记录问纪东。

  “为什么不到卫生间去报告,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周恩来继续斥责纪东,手都有点颤抖。批评了纪东一通,周恩来缓和下来,“跟你们这些没打过仗的人共事真难!”而后他低声嘀咕着。

  要求别人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这是周恩来为人的一个宗旨。他要求值班室,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毛泽东办公室来了电话,哪怕是刚刚睡着都要叫醒他,绝不能误事。

  周恩来对秘书们常说的一句话是:“在我这里工作不要搞特殊,更不要认为在这里工作就高人一等,也不要用我的名字去压人。”

  离开西花厅的时候纪东只有33岁,他先是转业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8年后因工作需要再次入伍,出任国务院办公厅警卫处长,数年后又被调到武警总部。纪东最后的职务是武警指挥学院副院长,警衔为少将。2002年纪东退休,现为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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